文人园林发展史

早在唐代，许多名文人担任地方官职，出于对当地山水风景的向往之情而利用他们的职权，于风景名胜的开发多有建树。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僚不仅参与风景名胜的建设，环境的绿化和美化，而且还参与营造自己的私园。凭借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铸于造园艺术之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匠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沁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地提高、升华，更著上一层文人的色彩，这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所以说，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以赏心悦目而寄托埋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如果把它视为一种艺术风格，则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它的渊源可上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唐代已呈兴起的状态。见于文献记载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自居易的庐山草堂，杜甫的成都花溪草堂等便是滥觞之典型。

宋代，文人主政，文人与官僚合流的情况更为普遍。于是唐代开始兴起的文人园林，到宋代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一股潮流，占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同时，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除了传统的琴、棋、书、画等艺术活动之外，品茶和古玩鉴赏也开始盛行。它们作为文人的共同习尚，大大地丰富了文人生活艺术的内容，交织构成文人精神生活的主体。而进行这些活动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场所，这个场所往往就是园林。因此，文人的这些共同的习尚不仅促进了造园的发达，而且使得园林著上更多的文人色彩，成为文人园林兴盛的一个因素。

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品茶风气，到宋代而普遍盛行于知识界，品茶己成为细致，精要的艺术即所谓“茶艺”，包括烹调方法、饮用仪注、茶具、茶室、茶庭等。茶艺不仅普及于民间，还流行于寺庙、宫廷。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的序文中说过这样的话：“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淆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依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威造其极……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校箧司之精，争鉴裁之妙。”

他提倡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为品茶的精神境界“因此，茶艺能适应并发扬文人性格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一面，同时也要求一个“淡泊、宁静”的环境来进行茶艺活动，而山水园林则是再适合不过的环境了。于是，品茶赏茗与文人匠居的闲适生活便结下不解之缘，这在宋人诗词中亦多有记述的。

唐代以前，收藏文物古玩以宫廷内府为主，从中唐开始，士大夫多有博雅好古之人，收集古器物，鉴赏古字画的风气逐渐在他们之间流行起来，到两宋而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一门学问，刊行了不少有关的专著，苏轼、欧阳修、蔡襄、陆游、赵明诚、李清照等著名文人均精于此道。米芾更是古成癖，他“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这样一种高雅的艺术鉴赏活动，自然要求一个同样高雅的“淡泊宁静”的环境，则亦非园林莫属。所以米芾父了列陈文玩的“宝晋斋”，周围皆“高梧丛竹，林越禽鸟六以幽雅的园林环境来衬托斋内“异书古图、右左栖列”的幽雅气氛，可谓相得益彰了。

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营洛阳履道坊宅园时已把操琴活动作为园居的功能之一，他在区《池上篇·序》中这样写道：“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青鹤唳之夕，拂扬石，举陈洒，援崔琴，弹《秋思》，頽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间者久之，州未尽而乐大陶然，已解于石上矣。”

可以想见那一派有如高山流水的琴音与园林山水环境的契合，对文人的精神生活能产生何等深刻的冶作用·这种情祝到宋代更为普．朱长文曾薯乐圃记，描写他自己规划营的私园“乐圃，的景观：“……冈上有琴台，琴台之西有咏斋，此予尝附琴赋诗于此，所以名云。见山冈下有。“池中有亭，曰墨池，除尝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笔溪，其清可以濯笔。”

园中设琴台、墨池、笔溪这样一些景点，意在表明园主人对诗、书、琴艺和法帖的珍爱，并以之构成为园林造景内涵的雅趣。诸如此类的情况，足以说明以琴、棋、书、画、品茶、文玩鉴赏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精神生活与园林的密切关系。前者以后者作为理想的活动场所，不仅促进了造园艺术的发展，而且还使得园林著上更浓郁的文人色彩·则不言而喻必然会成为刺激文人园林兴盛的一个因素。